本文轉自《PAR表演藝術》第354期 / 2023年07月號,文字 | 吳岳霖,攝影 | 劉璧慈
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(後簡稱「善牧基金會」)30餘年來致力服務受暴婦幼、棄虐兒、中輟生、單親家庭、新住民家庭、原住民家庭等,全台已有45處服務據點。其中,以特殊境遇青少年為主要服務對象、成立於1996年的台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(後簡稱「西少」),更是台灣首間相關服務機構。
曾任職於西少14年的社工劉柏傳,3年前因個人規劃,從台北萬華帶著一家人前往花蓮,經歷1年的安置機構,再次回到善牧基金會的花蓮光復中心。至少「14+3」的社工經驗,與一位青少年的成長過程相當,也呼應著他以「陪伴」與「支持」作為面對青少年的態度,而從空間的位移、時間的流動,劉柏傳在守護每位特殊境遇青少年的個體差異時,也觀察出更多差異,並持續調整方法。
▋主動出擊後的記錄累積:西區少年的14年變遷
西少的特殊之處,在於「外展」是多年來很重要的工作之一。也就是社工會主動前往街頭接觸可以╱需要服務的少年,給予關懷、陪伴並開啟後續服務,像是舉辦球賽、營隊等活動。這有別於傳統多以需服務者前往機構尋找社工,西少具備更多主動出擊、接觸不熟悉被服務對象的動能。此外,台灣近年開始對司法少年進行後續追蹤,西少也早在成立初期就開始,因為他們認知到這群青少年終究得「回到社區」,與他們的關係也不能說斷就斷。
西少所關懷的青少年,不能用「犯罪」、「犯錯」這樣的詞彙歸類,因為他們的共通點多半是經濟弱勢,包含主要照顧者必須忙碌於勞動,迫使他們無法獲得足夠的照顧能量,於是流蕩街頭,連休閒資源也匱乏;甚至是一路被教育、社福等機制漏接,最後讓幫派收納,進而有犯罪事實。劉柏傳提到自己在西少的同事以服務案例進行論文研究,而指導教授認為這群孩子是被社會排除的,甚至是「排除中的排除」,非常邊緣。
「這就是讓我很難過的事。他們能夠選擇的機會沒有太多,所以真的必須自己找路走。」劉柏傳說。
也因西少這種「主動出擊」的個性,讓劉柏傳在這段期間內觀察到這群青少年的改變,其中比較明顯的是群聚地點,會因為警察相對強硬的查緝,而從撞球場、網咖等處逐漸移動到個別青少年的住處;另外則是智慧型手機的演進,社交軟體、手遊等也導致青少年較少群聚在外。同時,萬華地區的角頭勢力逐漸外來幫派公司化經營,隱身於看似正常設立的公司行號,進行販毒、詐騙等違法活動,這也改變對於吸納青少年的訓練機制,面對社工更有防衛心態。劉柏傳說:「公司有訓練,不要被社工洗腦,早期真的就是像哥們,有什麼不爽就直接說,或者他們幹完什麼事,就來找我們告解。」這導致特殊境遇青少年的隱蔽性提高,也更不容易進行陪伴輔導,但他說:「我們在社區仍會持續陪伴著。」
幾年下來,劉柏傳更有感的是,除了這群青少年因各自背景的弱勢,而造成低自信、低成就的狀態,甚至在學校體制中被師長歧視、霸凌;這類青少年也多半有過動、或情緒障礙等問題。他斷斷續續從無名小站到臉書進行書寫,記錄下這群青少年的轉變,他說:「讓更多人認識這一群我覺得很認真生活、充滿生命韌性,但不那麼被社會給接納的孩子。」
▋歷史與文化的創傷:花蓮部落少年的生命經驗
從萬華到花蓮,劉柏傳最清楚意識到空間感的差異。他負責的家庭支持方案主要服務區域是壽豐、鳳林與北萬榮,地形非常狹長,也增加移動成本。像是他上週到萬榮的紅葉村家訪,單程就達60多公里。另一方面,則是原住民青少年在成長路上,尚需面對與處理「認同」議題,其中包含文化、族群和自我認同,但目前大環境面對這樣的支持是斷裂且薄弱的,會直接衝擊他們的自信。
以實際案例來看,不管是萬華、還是花蓮的特殊境遇青少年都有照顧能量匱乏的問題,而無法在原生處獲得良好的依附關係。花蓮的差異在於地方缺乏工作機會,導致這些青少年的家長往往得到全台各處打零工,像是北部工廠、花蓮各地農工等,也有案例的父親是跑遠洋漁船,常見的現象是全家人都散落在不同城市,「哪裡有缺,就往哪裡跑,然後要一個接一個,所以青少年們成長過程的依附關係在原生家庭沒辦法被滿足,所以他們會很希望有情感連結。」劉柏傳認為,這種情感上的匱乏也導致這群青少年同樣得向外求取,「連家中照顧者都還在尋找愛,更何況17歲的青少年。」
他也從過往研究對應到實際案例,觀察到原住民族群的歷史創傷,從殖民時代以來的政策,必須被遷徙、被同化、被壓迫與犧牲,種種創傷似乎都被包覆在他們的身體內部,間接影響到原住民的飲酒、自殺率等議題。這種歷史創傷,再加上當代資本主義影響,讓這群青少年們與家庭、家族、原鄉更為斷裂,進一步導致自我認同與情感依附的追求愈加困難,也愈加漫無目的地、毫無根據的尋覓。
「自信不足或許是他們跟自身文化脫離,還有情感上的匱乏⋯⋯」劉柏傳這麼說,同時也體認到這沒辦法用單一個案來理解,而是結構與脈絡上的差異,環環相扣。
▋體認被愛:藝術教育因地制宜的介入
面對地方差異,善牧基金會提供了不同的藝術教育介入方法。
以西少來說,曾以「戲劇治療」的方案進行10餘年的工作坊與演出。帶領相關活動的老師張志豪,從1998年就開始協助善牧基金會策劃一系列街頭行動劇,宣導議題,後來他到英國攻讀戲劇治療碩士學位回國後,自2003年開始以「自傳劇」的形式,帶領善牧基金會所服務的青少年,以自己的生命故事進行創作,讓青少年的家長、老師、觀護人等了解他們之外,也會輪流到不同地方呈現,藉此提供這群青少年走出社區的機會。
劉柏傳認為,因經濟弱勢,這群青少年很難走出原生社區,這樣的經驗會讓他們體驗到不同環境、工作類型等,擴展視野,就像有青少年到了墾丁後才發現有「民宿」這個行業,而立下志願。他也說:「長天數的營隊讓他們一起生活,過程其實打造出家的概念,讓孩子慢慢放鬆融入,然後支持他們,補足原生家庭的不足,讓他們有機會去說出自己的故事,透過再詮釋,獲得更多力量。」後來,善牧基金會因人力不足中止「真的有青少年自傳劇團」方案,但合作過程中張志豪組織「台灣戲劇復原力協會」,延續了這樣的支持系統,甚至有曾參與過的青少年加入協力帶領。
而在花蓮光復中心,則從「文化」入手,希望能慢慢尋回這群原住民青少年的文化母體,像是針對兒童的繪本閱讀、族語歌曲教唱等,今年也會陸續開辦傳統編織等課程。「讓他們能夠透過這些,慢慢去拾起來一些跟自身文化有關的東西,我覺得這也是藝術作為媒介可以進行的方式。」劉柏傳這麼說。
他認為:「因藝術方案,我覺得看到這些孩子真的被愛。」在劉柏傳口中,這群青少年可能犯罪、可能逞兇鬥狠,但他往往用「他們很可愛」來說這些事件背後的成因,在人性╱本性的掙扎裡,直面個體生命經驗與集體生存環境的矛盾——或許「可愛」與「可以被愛」正是他與善牧基金會面對青少年的核心價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