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動出擊的麥田捕手—專訪善牧基金會劉柏傳，陪伴生命差異一起成長

▋主動出擊後的記錄累積：西區少年的14年變遷

西少的特殊之處，在於「外展」是多年來很重要的工作之一。也就是社工會主動前往街頭接觸可以╱需要服務的少年，給予關懷、陪伴並開啟後續服務，像是舉辦球賽、營隊等活動。這有別於傳統多以需服務者前往機構尋找社工，西少具備更多主動出擊、接觸不熟悉被服務對象的動能。此外，台灣近年開始對司法少年進行後續追蹤，西少也早在成立初期就開始，因為他們認知到這群青少年終究得「回到社區」，與他們的關係也不能說斷就斷。

西少所關懷的青少年，不能用「犯罪」、「犯錯」這樣的詞彙歸類，因為他們的共通點多半是經濟弱勢，包含主要照顧者必須忙碌於勞動，迫使他們無法獲得足夠的照顧能量，於是流蕩街頭，連休閒資源也匱乏；甚至是一路被教育、社福等機制漏接，最後讓幫派收納，進而有犯罪事實。劉柏傳提到自己在西少的同事以服務案例進行論文研究，而指導教授認為這群孩子是被社會排除的，甚至是「排除中的排除」，非常邊緣。

「這就是讓我很難過的事。他們能夠選擇的機會沒有太多，所以真的必須自己找路走。」劉柏傳說。

也因西少這種「主動出擊」的個性，讓劉柏傳在這段期間內觀察到這群青少年的改變，其中比較明顯的是群聚地點，會因為警察相對強硬的查緝，而從撞球場、網咖等處逐漸移動到個別青少年的住處；另外則是智慧型手機的演進，社交軟體、手遊等也導致青少年較少群聚在外。同時，萬華地區的角頭勢力逐漸外來幫派公司化經營，隱身於看似正常設立的公司行號，進行販毒、詐騙等違法活動，這也改變對於吸納青少年的訓練機制，面對社工更有防衛心態。劉柏傳說：「公司有訓練，不要被社工洗腦，早期真的就是像哥們，有什麼不爽就直接說，或者他們幹完什麼事，就來找我們告解。」這導致特殊境遇青少年的隱蔽性提高，也更不容易進行陪伴輔導，但他說：「我們在社區仍會持續陪伴著。」

幾年下來，劉柏傳更有感的是，除了這群青少年因各自背景的弱勢，而造成低自信、低成就的狀態，甚至在學校體制中被師長歧視、霸凌；這類青少年也多半有過動、或情緒障礙等問題。他斷斷續續從無名小站到臉書進行書寫，記錄下這群青少年的轉變，他說：「讓更多人認識這一群我覺得很認真生活、充滿生命韌性，但不那麼被社會給接納的孩子。」

▋歷史與文化的創傷：花蓮部落少年的生命經驗

從萬華到花蓮，劉柏傳最清楚意識到空間感的差異。他負責的家庭支持方案主要服務區域是壽豐、鳳林與北萬榮，地形非常狹長，也增加移動成本。像是他上週到萬榮的紅葉村家訪，單程就達60多公里。另一方面，則是原住民青少年在成長路上，尚需面對與處理「認同」議題，其中包含文化、族群和自我認同，但目前大環境面對這樣的支持是斷裂且薄弱的，會直接衝擊他們的自信。

以實際案例來看，不管是萬華、還是花蓮的特殊境遇青少年都有照顧能量匱乏的問題，而無法在原生處獲得良好的依附關係。花蓮的差異在於地方缺乏工作機會，導致這些青少年的家長往往得到全台各處打零工，像是北部工廠、花蓮各地農工等，也有案例的父親是跑遠洋漁船，常見的現象是全家人都散落在不同城市，「哪裡有缺，就往哪裡跑，然後要一個接一個，所以青少年們成長過程的依附關係在原生家庭沒辦法被滿足，所以他們會很希望有情感連結。」劉柏傳認為，這種情感上的匱乏也導致這群青少年同樣得向外求取，「連家中照顧者都還在尋找愛，更何況17歲的青少年。」

他也從過往研究對應到實際案例，觀察到原住民族群的歷史創傷，從殖民時代以來的政策，必須被遷徙、被同化、被壓迫與犧牲，種種創傷似乎都被包覆在他們的身體內部，間接影響到原住民的飲酒、自殺率等議題。這種歷史創傷，再加上當代資本主義影響，讓這群青少年們與家庭、家族、原鄉更為斷裂，進一步導致自我認同與情感依附的追求愈加困難，也愈加漫無目的地、毫無根據的尋覓。

「自信不足或許是他們跟自身文化脫離，還有情感上的匱乏⋯⋯」劉柏傳這麼說，同時也體認到這沒辦法用單一個案來理解，而是結構與脈絡上的差異，環環相扣。

▋體認被愛：藝術教育因地制宜的介入

面對地方差異，善牧基金會提供了不同的藝術教育介入方法。

以西少來說，曾以「戲劇治療」的方案進行10餘年的工作坊與演出。帶領相關活動的老師張志豪，從1998年就開始協助善牧基金會策劃一系列街頭行動劇，宣導議題，後來他到英國攻讀戲劇治療碩士學位回國後，自2003年開始以「自傳劇」的形式，帶領善牧基金會所服務的青少年，以自己的生命故事進行創作，讓青少年的家長、老師、觀護人等了解他們之外，也會輪流到不同地方呈現，藉此提供這群青少年走出社區的機會。

劉柏傳認為，因經濟弱勢，這群青少年很難走出原生社區，這樣的經驗會讓他們體驗到不同環境、工作類型等，擴展視野，就像有青少年到了墾丁後才發現有「民宿」這個行業，而立下志願。他也說：「長天數的營隊讓他們一起生活，過程其實打造出家的概念，讓孩子慢慢放鬆融入，然後支持他們，補足原生家庭的不足，讓他們有機會去說出自己的故事，透過再詮釋，獲得更多力量。」後來，善牧基金會因人力不足中止「真的有青少年自傳劇團」方案，但合作過程中張志豪組織「台灣戲劇復原力協會」，延續了這樣的支持系統，甚至有曾參與過的青少年加入協力帶領。

而在花蓮光復中心，則從「文化」入手，希望能慢慢尋回這群原住民青少年的文化母體，像是針對兒童的繪本閱讀、族語歌曲教唱等，今年也會陸續開辦傳統編織等課程。「讓他們能夠透過這些，慢慢去拾起來一些跟自身文化有關的東西，我覺得這也是藝術作為媒介可以進行的方式。」劉柏傳這麼說。

他認為：「因藝術方案，我覺得看到這些孩子真的被愛。」在劉柏傳口中，這群青少年可能犯罪、可能逞兇鬥狠，但他往往用「他們很可愛」來說這些事件背後的成因，在人性╱本性的掙扎裡，直面個體生命經驗與集體生存環境的矛盾——或許「可愛」與「可以被愛」正是他與善牧基金會面對青少年的核心價值。